臣闻僖公名申，庄公之子，闵公庶兄也。庄公既没，鲁有内难，子般闵公相继遇祸，季友以僖公适邾，遂入而立之。僖公即位，首能遵伯禽之法，俭以足用，宽以爱民，史克作《駉》诗以颂之。能用贤相，君臣有道，史克作《有駜》以颂之。能修泮宫，以服淮夷，作《泮水》以颂之。能复周公之七宇，作《閟宫》以颂之。僖在《春秋》十二公中最为有道，而享国亦长。臣窃谓鲁之有僖公，犹周之有宣王也。宣王能复文武之境土，中兴周室，见于大、小《雅》。僖公能复周公、伯禽之业，中兴鲁国，见于四颂。仲尼删《诗》而有取焉者，盖以宣王、僖公之事有可以为法于后世也，然《诗》颂僖公如此，为《春秋》犹不免乎讥，何耶？《春秋》之法责贤者备。

元年春，王正月。

隐公不书即位继故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继正而书即位者，正也；继正而不书即位，是不自正也，隐公是也。继故而不书即位者，亦正也；继故而书即位，必有大恶也，威公、宣公是也。僖公继闵公之难，故不书即位，以见正。人君能正其始，斯能正其终，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。念虑云为不可以不正，视听言动不可以不正，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，左右前后不可以不正。以之正朝廷，正百官，正万民，正四方。其身既正，罔敢不正！

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，北救邢。

庄三十二年冬，狄伐邢，管仲言于齐侯曰：「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。诸夏亲昵，不可弃也。宴安耽毒，不可怀也。请救邢」。威公从管仲之言，于闵元年救之，今又救之。《春秋》恶用兵，至书「救」，则善之也。恶中国相侵伐，至攘夷狄，则与之也。齐侯往年虽救邢而不能却狄者，由齐侯不亲往也，故书曰「齐人救邢」。今三国皆称师者，非将尊师众也，必三国之君在焉。然不曰齐侯、宋公、曹伯者，不以救邢之师与齐侯也。救者善也，其曰不以救邢之师与齐侯，何也？狄人伐邢，阅三岁矣，往虽救之而不亲往，今虽亲往又不急造其国，以救之方且次于聂北，有逗留观望之意，致邢为狄所逐，迁于夷仪。齐侯虽有救患之仁心，而无急义之大勇，故《春秋》虽书「救」以善之，又书「次」以讥之。由是见圣人之心，急于攘夷狄而救中国也。

缺疑之义，为其无所考證，不得已而缺之也。或幸而有所考證，亦何为而不决之哉？夫鲁之有《颂》，亦变颂也。惟《閟宫》一篇，独欧阳公历考僖公之时，初无所谓淮夷、徐方、荆楚之功，深以为疑，其所论辨亦详且明。若遂以为非僖公之诗乎，则诗中有「周公之孙，庄公之子」两句，终不可泯没。是以朱子于它篇皆曰无所考，独以此篇为僖公之诗无疑者，正以此两句为可信也。愚尝即其诗而熟味之，固不敢以为非僖公之诗也。意其间有颠倒参错之误，是盖传之者之过也。若引《孟子》之言为据，则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」为颂周公也审矣。又尝考周公之世家，虽周公亦未尝有戎狄、荆舒之役，然亦无它明證，不敢必以为非周公之事也。孟子之时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未火，宜得其实，又不应无所据而两引之以姑就其说。虽断章取义，固善《诗》者之常，至于提《鲁颂》之号而以僖公易于周公，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也。或以为僖公四年，尝从齐桓公伐楚，鲁遂以为僖公之功也。当是之时，楚方强大，桓公且不敢与之战，而卒与之同盟，在齐犹为可羞，况于僖公因齐之师，从人之役，进无尺寸之功，而敢退为虚诞之辞，侈大浮誇以诳国人，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丑哉！必不然矣。若夫徐方、淮夷之事，则与荆楚不同，圣人存之于《书》，载之于《费誓》之篇，其为颂伯禽之言，昭灼明验，无可疑者，顾读之者偶未思耳。又窃意「土田附庸」之下，辞气未终，血脉不贯，移「泰山岩岩」「保有凫绎」两章于此，伦序方整，既不害其为僖公之诗，亦不妨以为伯禽之事。至于「则莫我敢承」以下，文意亦不相接，「俾尔昌而炽」一段，当承于「亦其福汝」之后，方为联属。古人作诗，章句虽重而有味，条理虽宽而实密，必不如是之断续破碎也。观此一诗，命辞措意，雅奥渊原，必出于贤人君子之手，而周公、伯禽之鲁，气象尚可慑也，则其续断破碎之疵，可以知其为传者之误。惟《駉》与《有駜》二诗，未知其为何时之诗。详考其「思乐泮水」一篇，则可以知其为颂伯禽之诗，盖其诗专以平淮夷来献馘于泮宫而作也。夫鲁之盛无出于伯禽之时，自是以后，武功不竞，世为弱国，乌有此隽伟之绩哉！祝而愿之之说，凿尤甚矣。盖愿祝之辞与铺陈事实之辞语脉迥异，且曰「穆穆鲁侯，敬明其德，敬慎威仪，维民之则。允文允武，昭假烈祖，靡有不孝，自求伊祐」，味其辞气雍肃，句法庄重，非伯禽其谁当之？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，而求其考證之的，又孰出于圣人之书？既足以破后世之惑，亦胡为而不决哉！